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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理性与感性

来源 : 互联网

时间 : 2024-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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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治疗过一名30岁患急性肾衰竭的程序员。他高热后出现肾衰竭、无尿,我需要立即给他做床旁血液净化,也就是用体外的仪器去替代衰竭的肾脏。在净化之前要穿刺,在他的深静脉里放置导管,这样才能把血引出来。我给他消毒、铺巾、注射麻药。但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反常现象,注射麻药时,鲜血快速从针眼里涌了出来。这很奇怪,他的血小板数量正常,而且注射麻药损伤的只是皮内的小血管,为什么出血这么快?

根据这个反常点,我已经有了大概判断。在专家会诊时,我说这个病人大概率是流行性出血热,但其他专家不同意我的判断。为什么?流行性出血热是一种病毒感染,主要通过鼠类传染,现在卫生条件越来越好,这种病在大城市已经非常少见了。但我还是坚持给患者查抗体。第二天结果出来了,他果然是流行性出血热,按照这个诊断给他治疗几天后,他病情好转,转出了ICU。

很多人觉得我神,其实并不是。我之所以可以快速诊断,是因为我看到他反常的出血,而这个反常点我以前见过。不同的是,那一次我误诊了。

20年前,我在另外一家医院当住院医生。有次我收了一个病人,20岁,男性,同样是高热后急性肾衰竭,我给那个男孩下的诊断是“急性型肾炎”。这是一种严重疾病,如果治疗不及时,90%以上的病人会在6个月内死亡或依赖透析生存。我太想救他了,给他注射了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尽管种种迹象都不支持这个诊断,但我不撞南墙不回头,想继续冒险治疗。

幸运的是,科室组织教学查房,查房的教授认真听我汇报并去看病人,然后他说:“薄医生,你的诊断和治疗都是错的。”

“有两个重要细节被你忽略了:第一,病人的出血速度明显加快。第二,他的尿里面有一层红细胞聚集产生的漂浮物。患者有明显的出血倾向,诊断应该是流行性出血热。”此时我突然想起来,这两个细节我都见到了,但我只一味地关注了肾炎这一个诊断,把不符合这个诊断的关键点都错过了。后来的化验结果证实了教授的判断,病人很快痊愈出院,我差点给他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您也许会问:为什么这个病例让薄医生如此不理性?

因为这个病人是我的亲弟弟。

法国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写道:“凡属严重错误都有一个共同的性质:那就是没有克制感情的冲动。”笛卡尔的二元论认为,过度强烈的情绪是理性的杂音,遇到危机时,每个人都会产生恐惧、逃避、茫然的情绪,在生死攸关时会激进冒险或者无所适从,会不知所措或者固执己见,会举棋不定或者盲目自信。医生也不例外,不理性会带来窄化效应,导致过度关注某一诊断,而忽略了其他的线索。不理性会让医生过度关注疾病最坏的结局,而忽视了疾病发展规律,变得激进和冒险,让命悬一线的患者变得风险重重。

所以,一个好医生,必须克服不理性的冲动。但问题来了:我们在决策时,是不是应该摒弃所有的个人情感、情绪,或者说摒弃感性?

我并不这么认为,尤其在医学这个领域,医生保持感性对患者的救治同等重要。为什么?

一方面,理性只是看待生命的一种角度,人类的各种情绪在我们决策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医生极致追求理性很容易把人看作机械,但人不是机械,人类生命之所以神奇,是因为人类可以通过理性的计算、归纳、演绎,越来越清晰地了解人体内部无数精密协作、协调运转的细胞组织,却永远无法用理性完全覆盖和解决人类生命的全部问题。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写道:人心自有其逻辑,而理性对此一无所知。人有情感、情绪、温情,才让人类生命更有意义;医生有情感、情绪、温情,才让医生更像医生,不仅看病,更关爱人。

另一方面,医生的情感对临床决策并非毫无裨益,情感和爱反而可以推动理性决策,让决策更加明智和合理。医生的情感有时甚至可以在诊治陷入僵局时帮他拨云见日、力挽狂澜。

正如20年前,我太想救我弟弟了,我太专注、太投入了,因此救治过程中那些有用的信息永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20年后,我救治这名程序员时,20年前救治我弟弟时最有价值的细节突然从浩瀚的记忆海洋里浮出,让两个病例关联在了一起,为我提供了重要的提示,让我快速正确诊治。在信息高度不充分、不确定和患者命悬一线时,这种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快速而精准地决策,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克服不理性的冲动可以让我们思维客观、公正决断,但适度的感性也可以让理性更理性。就像在《笛卡尔的错误》一书中,神经外科医生达马西奥通过鲜活的临床案例证明了情绪不仅有用,而且在人类理性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他认为,理性决策必须有情绪的参与、支持,只依靠理性来理解世界,很容易陷入逻辑漏洞和错误判断。

很多人说,好医生要有好的技术和好的态度。我还想补充一点:好医生在历尽千帆日趋理性后,还能在内心深处保留一份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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