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互联网
时间 : 2023-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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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潜（1903—2000），生于四川成都。公共卫生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近现代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开创者。1929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讲师、副教授，四川医学院（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公共卫生系教授。曾任河北定县（今河北定州）平民教育促进会卫生教育部主任，主持农村建设实验区卫生工作，领导构建三级农村医疗卫生保健网。著有Medicine in Rural China: A Personal Account（2023年以《中国农村之医学：我的记述》为名出版中文重译版）等。
【大家】
“作为一名受过科学训练的医生，我在中国农村地区从事推广现代医学的工作已逾50年，那里有中国80%以上的人口。如何把这项工作做到最好，是我一生最为关心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年逾八旬的陈志潜这样写道。
2023年是陈志潜诞辰120周年，他的母校北京协和医学院没有忘记这位为中国农村公共卫生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学子，他曾经工作过的河北定州没有忘记这位为当地百姓安康倾注过无数心血的学者，医学界仍在研习这位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先驱的学术思想。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1903年，陈志潜出生于四川成都一户温饱不定的秀才家庭。此前几年，《辛丑条约》的签订，给古老的东方大国套上了一道沉重的枷锁。干旱、洪水、饥荒与时疫，又给亿万以农业为生的中国农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比起国家与民族的不幸，对童年时期的陈志潜而言，亲人相继因病离世带给他的痛楚更为真切。1907年，陈志潜的生母死于结核病。他隐约记得，在母亲生命垂危之时，有人在家里念咒，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念咒，“只知道这么做没能拯救我的母亲”。除了母亲，在他童年时，姑姑、姐姐也都因病离世。12岁时，他本人罹患疟疾，家人心急如焚，却不知该如何治疗，唯一的办法是用力鞭打他，逼着他在燃放着爆竹的院子里奔跑，寄希望于用爆竹声赶走病魔。
就在陈志潜身患疟疾那年，《青年杂志》悄然创刊，这本后来改名为《新青年》的杂志，在发刊词中呼唤中国青年追求科学，“羞为浅化之民”，更批评了“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也是在那一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购得“协和医学堂”资产。在追寻“赛先生”的时代浪潮下，这个后来改建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高等学府，成为现代医学在中国传播的主阵地之一。
1917年，陈志潜陪继母到法国驻成都领事馆求医问诊。医生在给他的继母体检时使用了温度计、听诊器、血压计，这些新鲜物件，给陈志潜留下了深刻印象。从那时起，他决心成为一名现代医生。
后来，他在《申报》上读到一篇讨论现代医学的文章，深感信服，便致信作者——湘雅学校（湘雅医学院前身）学生李振翩，表示期望能到湘雅学习现代医学。李振翩在复信中建议他报考另一所刚在北京成立的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这是陈志潜第一次知晓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存在。
对于陈志潜来说，学习现代医学这件事，实现起来并不容易。他首先要过语言关。他给协和写了一封英文申请信，学校复信说，以这封申请信的英文水平来看，他难以通过入学考试。协和的入学考试，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都需要用英文作答。陈志潜没有放弃，他通过各种途径学习英文，还从上海买来各科目的英文版教科书。1921年，当他花了一个月时间从成都赶到协和时，那位曾给他回信的招生秘书，惊讶于这个原先连英语申请信都写不好的青年人，竟已能听懂她说的英语。考试结束几周后，陈志潜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我马上就要18岁了，我的新生活即将开始。”陈志潜此时不曾预想，在协和，他将与公共卫生学结缘。
学医济民 投身公卫
初到北京，对于陈志潜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协和的同学大多来自沿海地区，只有他来自地处西南腹地的四川，但他并不孤单。学长李廷安热心地带他参观校舍，帮助他学习如何使用设备。日后，他们在抗战时期共赴国难，成为建设后方公共卫生事业的“战友”。
协和的老师同样给予了陈志潜无私帮助。1924年，陈志潜完成预科阶段的学习，接下来的学费成了问题。陈家是书香门第，但并不富裕。陈志潜曾考虑转到化学部，他的化学老师威尔森教授建议他继续学医，并帮助他争取将奖学金延长四年，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
在陈志潜的回忆中，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一所令人自豪的学府”，不仅拥有不逊于同时期西方医学院校的科研条件与师资力量，对于学术的要求也极高。因此，包括他在内，协和学子对待自己的学业都格外认真，“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令我们分心”。然而，五卅惨案的发生，让陈志潜与许多协和师生不得不“分心”了。他们投身于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甚至甘愿为此牺牲自己的学业”。作为学生会主席，陈志潜与同学们一道，积极同校方谈判，要求罢课去参加游行示威。为此，学校不得不停课几周，并推迟了考试时间。时任生理系主任的林可胜教授，率队参加游行示威。日后，陈志潜正是通过由林可胜组织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参与战时医疗救护工作。
自五卅运动始，陈志潜不再甘于成为一名只在诊室和病房里救治患者的临床医生，日益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驱使他去寻找一条新路，用“科学医学”为绝大多数人谋求福祉。1926年，即五卅运动发生后的第二年，怀着为此事业尽己所能的共同理想，陈志潜与同人共同创立了“丙寅医学社”。他们将健康教育视为推进国民健康的“可行途径之一”，因此创办了《丙寅医学周刊》。正如陈志潜所言，他们当年所做的事业，如同“一道遥远的微光”，证明当年尚有“数位忧国恤民的医学生”甘愿“为促进民众健康教育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丙寅医学社中的许多人，日后成为医学界赫赫有名的大家。
同样是在1926年，陈志潜遇到他的伯乐、恩师与毕生的挚友——协和公共卫生学教授兰安生（John B.Grant）。在参加五卅运动之后，陈志潜意识到，自己既无法放弃成为一名现代医生的初心而全然投身政治，又无法心无旁骛地沉浸于医学而对国家和民族的悲惨处境不闻不问。这让他分身乏术，一度陷入两难。在兰安生的指导下，陈志潜始进行公共卫生的研究、思考与实践，由此逐渐走出无法兼顾医学与政治的困境。
在陈志潜的印象中，兰安生是一名“具备远见卓识、创新思想和务实精神”的公共卫生领军者。在兰安生的课上，陈志潜开始了解中国农民的生活境况，他坚信，自己作为一名现代医生，完全可以通过改善他们的处境“改善当前国家面临的艰难境地”。但如果投身这项事业，他不仅可能要牺牲在学术上的机遇，所获得的经济回报可能也远不如在大城市行医。在兰安生的引导与启发下，陈志潜明白，在彼时已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中国，相比于医治一棵棵“树”，更需要有医生担负重任，保护由亿万棵“树”所组成的这一大片“森林”。
“你认为，目前的中国最需要怎样的人？”面对“树”与“森林”之间的选择，兰安生曾这样问。
1929年，陈志潜从协和顺利毕业，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他脱下白大褂，换上灰长衫，用其一生，致力于解决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疫病横行的问题。
他的选择，是对“兰安生之问”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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