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应中先生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2024年“国医楷模”玉善主任

——兼论“国医楷模”与“违法行医”

记者刚刚得到消息，陕西82岁的知名老中医薛应中，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2024年国医楷模”。几乎与此同时，国家卫生部张凤楼部长亲题“国医大师”赠与薛应中先生，以表彰他救死扶伤、大医精诚的六十年济世生涯。

欣喜之余，不觉令人感叹。这边是中医官方最高指导单位明确无误的支持与认可，是中国卫生体系高层领导的推重与褒奖，是众多患者众口一词的称誉和感激，另一边则是西安基层卫生监督部门痛下死手、直欲除之而后快的无情打压，两件事情几乎在2024年底同时发生，这样的黑色幽默与戏剧反差，折射了中医在中国现时代的真实际遇和沧桑命运。

薛老最近患者太多，几乎是看不完，又无从推辞，在无奈的情况下，薛应中先生最近一直在三个诊所满负荷上班，每天还有十余位患者打电话预约治疗，他已无力回应，患者要求上门治疗，但也只能拒绝。个别病人未约预约就上门，苦苦求情，虽说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但薛应中先生也不忍心拒之门外，最后只好开方子让他带走。

即使晚上回到家中，薛老仍一直深思过去的行医生涯。他说，我一直都是在犯错吗?以后到底还要不要在危急时刻治病救人?病人已经上门，或者在自已家里痛苦地向我呼救，如果不接诊，与中医救死扶伤的医德相悖;但一旦接诊，或仅仅是在一起研究中医、探讨病情，就将自己陷入“非法行医”的危险境地。

那些中央和省级的媒体报道过薛应中的事迹，难道他们也都是错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荣誉证书难道也是错的吗?一位中医一生誓言为穷苦大众治病，如果是违法，那制订法律的初心何在?而且他独立创办诊所仅是这十几年的事，六十年来，薛老经手的十余万患者，大多数是在患者家中，有时候是在他自己家中，在疫情时期就在车上诊脉，有时甚至就在街边的小店里。

还有，九十年代公安部的王敏，用车将薛大夫接到中南海给几位领导看病，那肯定也是违法的吧?难道他们都不懂法吗?

薛老治愈的各种癌症医案，其追踪随访的记录十分完备，各类诊断报告链条清晰，有的长达十几年的跨度。这些患者大多行动困难，他只能一次次到他们家中针炙治疗，直到病愈。省人大秘书长桂维民母亲有病，也是接薛大夫到他家里治疗的。他还曾到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女儿刘爱琴女士家中治病，一周治愈。台湾老板刘昌明也曾接他到深圳新园大酒店为夫人治病，往事历历，难道这一切都是违法的?

薛老为高陵通远镇的王芹治愈她的肝肾综合症，都是在她家中。82年在火车上救治一位服务员，后来单位也多次报道。等等等等。太多了。七十年代，程万芳在四军医大检查，西京医院要她截肢，她父亲将她用板车拉回家里，薛大夫多次去她家，最终将她治愈。可以说，薛老一生都是奔走在从自己家到患者家的路途中。

在跟记者的交谈中薛老还想起很多往事。早在1982年，人民日报就曾报道了薛老的一次“异地行医”的“违法行为”。当时截瘫患者史嫒的不幸遭遇引起人们广泛的同情，芳龄少女要一生卧床，痛苦不堪。《人民日报》社曾先后出动八路人马为史媛姑娘寻医，北京、上海等地各大医院都不敢接收。当时在单位医务室工作的薛应中了解情况后，觉得这个女孩并非无力回天，在单位领导支持下，他用车将患者接到西安治疗。

在现在某些即冷血又狭隘的基层小吏眼中，这妥妥的是非法异地行医。但史媛姑娘能扶着桌子站起来后，长安县的书记张治国带着党政工团来单位给薛应中送锦旗，西安市委也因此给他颁发了西安市“精神文明先进个人”的奖状。1982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我生活在无数的亲人中间》(作者侯嘉荫)记录了这温情的一幕一幕。

六十年代，薛老也曾有过不少“异地行医”的行为。他肩背药箱，和省医疗队一起，先后去大荔西寨、朝邑、许庄、咸阳、周陵等地为当地群众治病。那些患者老乡，挽着袖子、卷着裤脚、穿着胶鞋或者草鞋，甚至光脚，有时面带菜色，身上散发着烟味和各种异味，但薛应中从来没有产生过有距离感与嫌厌之心。

上世纪60年代薛应中随医疗队在大荔县西寨卫生院义诊时的照片

从医德方面看，薛应中八十年代就曾接连义诊九年，仅1982年一年，就曾义诊五千余人次，365日一日无休，自己也不对外张扬。很多时候，连患者家里的水都不喝一口。他给自己规定了“四不”：不收礼，不吃饭，不抽烟，不喝酒。西安的工人孙景潭的母亲得了瘫痪症也被治好。孙景潭亲自下厨做了一桌菜来答谢，菜都凉了，薛应中也没有去吃一口。孙景潭说：“薛大夫你把我母亲的瘫痪治好了，连饭也不吃一碗，叫我心里怎么过得去。”薛应中回复说：“你们的病好了，我比什么都高兴”。

这九年义诊(也是非法行医?)如果不是西安晚报总编马师雄和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宴朝得知并发在西安晚报头版头条，这件事就彻底被时光埋没。

曾经，中医为解除民间疾苦而巡游四乡，送医送药的事情再寻常不过了。后来因为商业资本的介入，体现救治与温情的医学事业，竟然充斥铜臭、冷漠与傲慢，还要遭受无情小人的打压。

现在中央明明在花大力气支持中医，很多地区都拓展了符合中医特色的发展道路。甚至就在11月8日，西安市人民政府网站也发布了《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医药强市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的通知》，然而西安某些基层卫生监督部门就是置之不理。他们到底是代表谁在执法?为什么西安的反中医力量这样嚣张?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一份份支持中医药发展的重磅文件接连下发，但与此相伴随的，却是广受患者信任、又受中央高层肯定的民间中医被处罚、被打压，直欲除之而后快，这幕后到底有什么见不得光的猫腻和交易?

薛老在疑难杂症领域深耕一个甲子，对于很多临床上的奇病、怪病、宿疾、顽症，也包括某些功能性疾病、精神类疾病等，屡见显效。他的纯正中医药治疗实实在在地帮助无数患者解除、缓解了病痛，是真正的治病救人之举。

目前从资历、人望、疗效、医德、著述、传承等方方面面，在陕西及至全国，想找出一位民间中医能与薛应中比肩，似乎还真不容易。再设想如果不是一位民间中医，而是某医药大学的教授博导拥有如此傲人的医案和济世医德，哪怕仅有十之一二，恐怕早就已是光环加身，声名鹊起，举国称颂。

薛老还曾多次走出国门，从欧洲到非洲，传播中医文化，为中医争气的一片苦心，天地可鉴。

2018年为马达加斯加总统特使高洪刚针灸

然而，薛老却越来越处于被打压的中心。种种迹象表明，一些势力正在暗处运作，网织罪名，等待机会进行最后一击。

用考核英语、故意拖延、不予审核等方式导致执业证书过期，只此一计，中国硕果仅存人数少得可怜的老中医群体，就已变成他们手中可随意处置生杀予夺的蝼蚁。《执业医师法》颁布后，由于种种有意无意的限制和阻挡，有证的要再考证，年纪大的不给换证，最后他们的医师证竟然被处心积虑地一点点废掉了。

比如上世纪80年代全国统考时，对当时成绩很好的学员，发证时又以没有进士不能进师为名，最后大多数都只发中医助理医师证。郭建宗律师近来对新中医药法做了解读，最后根据法律得出结论：

民间中医所谓“无证行医”，是历史形成的;他们只是在那些以消灭中医为已任者设定的程序上“无证行医”，但不是违法行医，更不是非法行医!

总书记曾经说过，一定要做好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服务体系、服务模式、管理模式、人才培养模式，使传统中医药发扬光大。但从现实看，国家实施中医药发展重大工程和健康中国行动，都已遭受了巨大的人才损失和经济损失。民间中医这原本最有能力、有活力的自主医疗事业，现在看基本已被摧毁贻尽。

凡此种种，不由得让人想和中纪委的宋援朝原司长共同发出愤怒的一问：“为什么西安的反中医力量这样嚣张?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一份份支持中医药发展的重磅文件接连下发，但与此相伴随的，却是广受患者信任与爱戴、又受中央高层肯定的老中医被处罚、被打压，直欲除之而后快?”

谁敢于阻挡国家发展中医药，谁就是国家的罪人!薛老的遭遇不仅仅是个案，更是对整个中医界的打击和挑战。我们期待相关部门能正面回应社会舆论、患者呼声、以及众多西安、北京、中央领导的反馈意见，还薛老中医一个公道，同时在以后的执法中，更尊重中医的独特理念、独特价值和独特贡献，让中医的智慧继续照亮更多患者的生命之路!